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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真實,改革我國政策制定機制才有關鍵活路-「亞洲矽谷」產業創新政策的思索(四)

2016 年 07 月 29 日

作者/何明彥,TMI 台灣創意工場合夥人、曾任職華陽創投集團總經理

新政府在「亞洲矽谷」產業創新政策的誤失反映了諸多關鍵課題,除先前所提的「行政體系與部會角色失能」外,尚包括「承襲過時的投資驅動手法」與「缺乏對前瞻創新實務的理解」等。以下還是想詳述上列課題,並試著提出開放性的建議。盼望政府緊抓創新人才發展與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軸向,推動國家創新體系的根本變革。

Michael Porter 說過經濟發展具有其階段性,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驅動力量都不一樣。全球先進國家皆在創新驅動耕耘已久,而我國政策規劃卻仍舊停留在要素驅動 (factor—driven) 與投資驅動 (investment-driven) 階段。也就因為政府未深刻覺察創新驅動經濟的意涵,才導致產業政策持續沿襲要素投資的舊思維,相關行動方案不僅前瞻性付諸闕如,更逆向奢望以實體招商引資帶動創新動能。

傳統投資驅動思維使得政策制定落後兩個世代以上

我國創新體系之所以必須儘速變革,就在於核心思維至少落後兩個世代以上。第一個創新世代的落後,就在於我國未完全進入創新驅動式經濟架構。台灣雖面臨產業環境劇變,國發會仍承襲外部資源引進的增長式經濟手法。除了忽視內在質量優化外,更將價值創建的掌控,高度依賴在國際大廠畫下的遊戲規則中。這類持續以投資方式引進各類要素的作法,只會讓我國產業處於迭代更新的循環週期上頭,持續深陷效率競爭與過剩衝擊的困境。

我國創新體系思維落後的第二個世代,就來自未嚴謹看待網際網路與知識經濟的深刻影響。網路科技一路延伸到智能科技,信息傳播速度與覆蓋席捲一切,全球領導型企業也在信息經濟下持續深化影響力。突破的創新思維才是引領產業前進的要角,這不只影響到個人與社會發展,也已紮紮實實削弱了研發支撐產業發展的力道。

政府在兩個世代創新驅動認知的落後下,持續以總體經濟的增長思維進行投資,不但無法優化內在發展質量,還持續賠上產業結構失衡、所得不均、社會福利無法到位等社會問題。所以林全第一件事並不是定義「亞洲矽谷」,而是翻新我國陳舊的經濟成長思維,拋卻投資驅動一廂情願的量化做法,自然能脫開追趕與模仿的泥淖。

圖片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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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典範必須做到不連續創新,而非追求迭代更新

扮演這一波創新驅動要角的知識與信息革命,已讓全球產業完全落在思維創新引導的洪流中,各類新創獨角獸深深影響了民生與社會發展,誰能突破思維利用網路快速帶領市場想像,誰就有機會引導產業前行。

這種以創新思維積極突破應用與模式的做法,亦即歸類為「不連續式創新」的類型,正是引導早期創投全力尋求的投資目標,但我國國家創新體系從未嚴肅看待。執政者長期任用經濟或科研學者背景的官員,仍持續以單一產業或狹隘的科研定位進行政策研擬,新興業者也多追隨以技術研發為唯一上位,我國產業自然陷入創新經濟衝擊不斷的困境。

Amazon 近期在家庭應用智能化帶進新可能性,Apple 長期力求走到下一條不連續創新的曲線上,便足以看出我國政策目標不應大幅關注在國際大廠供應鏈上頭,而是要促進更多突破性應用新創的出現。這種聚焦不連續創新的方向必須被確立,同時強化新創獨力建置服務生態的空間。

一開始就投入迭代更新的既有供應鏈定位並非沒有價值,但這類做法的關鍵投資階段多偏向中後期財務投資,這也是台灣創投業多半不需要關注早期新創的原因。只是這類企業一開始就得以大量資本持續擴張生產線,也很快地面臨性價比競爭模式,所有運營關鍵都落在必須頻繁面對毛利降低、增長停滯與過剩生產等不定期的衝擊中。

「亞洲矽谷」產業政策以進入供應鏈打工為先的作法,真實地重現我國長年面向供應鏈參與的老路,這種完全停在生產製造效率優勢的手法,其實正直接斷絕不連續創新的想像。在政府不瞭解並正視迭代更新的風險下,完善供應鏈作法一開始可能就瞄準在過剩動能上頭,招商引資等規劃更是錯投藥方,浪費資源在無力帶動我國自主創新的國際大廠身上。

如前所述,引動早期投資以創新價值切入的視角,絕對跟中後期財務投資有巨大差異。以近年來大量吸引資金與人才的獨角獸新創觀之,就可以知道不連續創新突破的主軸才是關鍵。這類以創新理念或體驗加速應用或模式落地的企業,才有機會吸引早期投資者目光,帶動最優質創新動能。我國持續忽略運用知識與信息驅動的力道,投入不連續式創新的人才與戰略等要素,就遑論要如何吸引早期資金到位。

因此,執政者要引領投資動能,關鍵就在大幅支持更多知識型創新的人才與企業,並加速聚焦以應用與模式創新的探索為先,才能引導不連續式的創新到位。產業政策更要拋卻支持供應鏈到位與科研技術優先的作法,嚴謹看待知識創新與不連續創新的意涵,自然能匯集源源不斷的早期創新投資。

偏執於產業發展思維,創新體系失能導致政策品質不良

我國創新體系未正視知識創新影響力的後果明顯易見,執政者沿用舊思維擘畫國家大政的鑿痕處處可見。包括規劃、協調到執行都一路錯以產業軸向聚焦,使得各類專業背景官員無法穿越經濟成長的表象迷失。

在核心價值思維落後、預算資源至上與下位落地執行等缺失下,只見由產業政策到行動方案莫不緊抱供應鏈與技術研發進行規劃,也持續錯置各部會有限的預算資源。這不僅讓產業深陷創新驅動的跨域衝擊,政府也因為對知識創新辨識不足,更無力引動早期資源建立新典範。

政府上位者對戰略創新作法覺察不足導致政策品質不良,大部分是因長期依靠幕僚單位進行政策規劃的結果。各部會首長在同溫層氛圍下隨意發想,仰賴各式外包與層層交辦完成填充題,扮演幕僚的法人單位往往如變戲法般拼湊到位,只見智庫研究員每每匆促寫下的提案,一不小心就變成了國家政策。

最麻煩的還是部會首長對政策規劃品質不良之無感,許多策略規劃只流於填鴨補洞,輕忽總體環境分析、內外在因素解讀與願景塑造的嚴謹度,所以會有類似「亞洲矽谷」這種不實願景的出現。不顧創新認知落伍、價值軸向不一、規劃執行錯亂等缺失,重大政策內容不僅常在匆促間形成,還因政治正確來了許多莫名的堅持。

圖片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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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破解同溫層與共生架構,才能聽見真實的聲音

執政者對認知落伍的問題無感,也持續誤認只要作政策突破就是創新,根本原因還是在國家創新體系前瞻性與開放性不足所致。包括行政院層級現有會報組織,都承襲了過往科技政策體系的部會分工方式,無法聚焦創新驅動優先性進行收斂,在忽略戰略性創新人才發展的核心軸向下,也就產生部會施政疊床架屋而無力梳理的缺失。

國家創新體系必須儘速檢討現有部會分工型態,各首長在資源爭取優先與力求短期政績之下,下位到落地執行單位的思維比比皆是。而這種短期又下位執行的作法,相當程度地耗擲政府多數的資源。本文一開始即提出創新驅動的根本思維,因此我國國家創新能力指標必須儘速翻新,產業發展必須回應並緊扣社會與個人發展,以終為始擬定核心創新指標,以對位並收斂各部會運作成效,才能積極翻轉施政重疊與落地執行的迷失。

政府自從大力鼓吹創新創業相關活動以來,研究法人未先行改善體質卻躍居創新要角,承包專案卻同時肩負政策規劃執行,都可看出政府不瞭解建立創新驅動獨立視角的重要性,同時深深自陷在同溫層與共生結構的困境中。

各部會長期以委外法人機構與公協會執行相關專案,卻又同時要求進行政策規劃相關幕僚作業,也直接導致政策前瞻性與開放性不足的缺失。這些外包單位在承接業務為優先考量下,必須全力迎合部會首長短期政績表現要求,更難在相關政策規劃上站穩獨立性判斷的角色。

這些委外執行單位在各部會創新視角不清下,同時扮演政府對外觸角與政策規劃的重要角色。在仰賴政府經費滋養下,其獨立性不足且角色紊亂,重執行輕規劃且自相矛盾。導致政府在急需更多行動方案下,多以滿足短期指標需求為唯一方向,並從而加深只看量化 KPI 的弊病。

各部會在短期政績優先又下位執行的施政作為下,同溫層與共生結構已讓問題更形惡化。因此,國家創新體系除以創新核心指標收斂運作成效外,在政策規劃品質不良上,更須破解同溫層導致思維落後的缺陷。

系統轉型優於產業升級,國家創新體系先活過來才是上策

台灣目前面臨的不只是經濟或產業發展困境,我們需要的是由低廉人力運轉模式過渡到優質知識型社會的結構轉型。一個國家創新體系要扮演創新思考的功能,就必須在創新價值判斷與優先性上謹慎拿捏,才有機會以不斷的新思維帶動國家運轉。因此,國家創新體系必須以發展獨立視角為先,其中又以擁有不斷創新的戰略規劃系統為根本。

必須要注意的是,這種規劃能力必須由行政院獨立建構,台灣長期忽視精實化戰略人才與系統規劃能量的根本,也就直接失去以新世代思維引領戰略規劃。台灣這類戰略規劃能力有刻不容緩的需求,並進而引導行政體系的創新思維,才有機會一體化解決思維落後,方向感偏差的課題,從而導正願景定義清晰度不足的負面影響,化解各部會時刻交付任務的心態。

為求加速優化國家創新體系,創新會報必須改變部會分工作法,重點聚焦在創新要素的快速連結。不以單一產業創新政策或行動方案為目的,而改以社會與個人發展視角擬定創新核心指標,才有機會系統化綜整各部會分工定位,去除所有施政對位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或創新創業落地的表象目標,以發展國家創新能力為根本軸向。

為了嚴謹面對結構轉型課題,尤應注意創新驅動已走到以人本為先,優質生態平衡需求高於實體建設發展的概念。因此相關戰略規劃必須以社會環境發展為前提,積極提昇勞動部、文化部、衛福部、環保署與中小企業等下位又偏向產業的視角,才有機會直指核心本質進行思維突破。

創新從來代表的就是支持社會人文的關懷與進展,因此提升對社會對創新文化的重視相當重要。台灣必須回到支持個人自主發展為核心,才能兼顧並發展獨有的社會與產業優勢,而這種以發展自主創新能力的「趨異化」戰略,不只會是結果,也絕對是實務所必須。

以美國政府對矽谷創新力的評估來看,特別看重的就是人才到位與流動速度。因此政府必須思考如何大幅開放並解構資源,極大化支持個人與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發展。不論經濟、產業、社會、文化到教育政策,都應直接以個人自主發展能力做優先性判斷,並大幅優化知識、技術、人才、金融與市場的連結速度,才有機會建立一個面向非直線創新的國家創新體系。

重視腦力而非濫用人力,支持創新戰略人才發展

「亞洲矽谷」以發展物聯網產業創新為目標,但所規劃的都是基盤型科研技術推進與試驗場域架建作法。說真的,從全球新創獨角獸主導應用變革的潮流,加上 Amazon Echo 備受矚目都應知道,技術研發只是必須到位的根本,而非引領產業創新的主要關鍵,創新的重點必須由應用層緊扣客戶內在需求,這才是積極促進「不連續創新」的重點。

台灣物聯網產業的技術含量絕對足夠,但須要跨越系統服務化與應用價值化的兩道障礙,物聯網扮演的是人與環境協作的中介,因此在系統應用闡釋照護生活與環境的新觀點才是重點。底層的硬體技術研發與驗證並無法在進行這種關鍵突破,中介系統與設備協同工作能力必須是根本,觀照人本思維才能展現新價值主張,這點由早期 Nest 與近期 Echo 出線都可得到印證。

Nest 近期的發展雖然緩慢,但他進行 Works with Nest 及與 Electric Ireland 電力公司的合作,都說明佈建生態系能力才是決勝關鍵,這包括建立行業標準或獨特標準、連結應用服務生態與商業模式架接等能力。物聯網新創典範必須能同時協作多樣智能物件,積極架構自己的生態系,以獨特價值與模式優化生活體驗。

因此要在物聯網產業引領潮流,必須向加速新創公司極大化產品應用價值跨出大步。包括強化對「不連續創新」的認識,並進行聚焦而有效的推動。除了上述的戰略規劃人才外,必須積極推動新創公司進行換軌思考,同時大幅降低連結關鍵要素的成本。

我國從教育政策未覺悟其沿襲製造工業化人才的重大錯誤,到產業界還持續以低價人力成本為傲,政府若不能從自身政策施為即刻導正,就會一再讓社會跌入無法自拔的困境。在這個積極以知識與思維突破的年代,政府必須儘速認知腦力人才就是關鍵,而目前大多政府計畫濫用人才為人手的結構也必須徹底檢討。

圖片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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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創新發展成本,資源對接速度必須極大化

所謂矽谷概念指涉的應是社會與產業的不停演進,並以創新協作型態積極發展,現今的知識型創新經濟就代表高度虛擬分工與連結為先。為能激勵並優化產業對接協作,政府應修正產業政策偏向大企業主導的作法,改以創新人才與中小企業為上位優化對接效益,才有機會超越困境。

調研機構 Gartner 報告也指出,一半以上的物聯網方案都出自成立三年內小型新創,但台灣多數物聯網開發資源卻仍集中在大型公司,這對物聯網的發展相當不利。因此,針對創新人才提供最適切的資源對接,才有可能在激烈競爭的物聯網產業中取勝。

政府近年來戮力推展各類資源連結,可惜的是偏重線下到位的思維,反倒成了產業創新的反向指標。我們必須回到以高值化新創為目標,鼓勵加速對接客戶與驗證價值,也就是以縮短所謂產品市場相合 (Product-Market Fit) 為指標。

因此政府必須直接解構基盤資源以支持產業創新政策,包括去除行政與適法性成本、加速人才流動與連結、大幅降低技術來源與市場知識門檻,才有機會建構一個非直線創新的國家創新體系。

開放法人資源,對接創新人才優先

全球市場節奏現今更迭不斷,為能協助加速新創企業進入市場或面對變動,台灣必須大力培育最欠缺的市場戰略人才,正視非科研領域的人才與知識,並在資源分配儘速優化,以利引導新世代典範與價值積極到位。

除了協助創新人才發展為先外,在加速創新應用進入市場上,政府應調整科研機構研發成果商用化作法,完全以加速支持不連續式創新為優先目標,積極調整現行各機構獨力衍生新創作法。近期鼓勵擬定個人或中小企業對接技術辦法,包括建置開放平台或聚焦進駐/對接成果,長期則應擬定三年以上國家未商用化技術成果開放運用辦法。

相較於解構科研成果產業化的作法外,現今市場與應用知識稍縱即逝,因此直接開放知識型法人研究成果或是市場資訊更是刻不容緩。以物聯網產業創新政策為例,除應強化應用與模式研究外,更必須以數據與資訊接取的最大開放為指標,拋棄傳統過時的市場報告製作,才能發揮市場知識與數據的最大價值。

而所謂國家級投資公司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引導早期新創儘速進行市場落地,才有機會展現價值引動投資。一旦徘徊在短期投資效益與點燃早期投資火花之間,勢必落入產業投資驅動的迷失,別不用期待如何帶動突破性的產業新局了。

過剩的年代,是個一不小心就被遠拋在後的時代

台灣的行政系統一直未能好好回應這個過剩年代的困境,執政者也無法真誠覺察內部系統優質化才是關鍵。我們並不需要以矽谷連結來評斷自己的價值,缺的是能持續協助創新世代發展獨特視角的好連結。如果在知識要素為主的創新世代,我們不能積極突破思維限制,就會造成原該以國家定位出發的產業策略,被下位到地區型或是園區式執行模式之中。

近期雖說沙盒 (Sandbox) 機制有機會提供法規前政府的緩衝區,但重點若僅落在促成沙盒機制勢必導本為末,政府能充分體認創新體系需要積極轉型才是根本,如果成立沙盒機制一年後,政府仍無法逐步進行體系革新,這一類舉措不只無法達到目的,還會延宕創新應用進入市場時機,更忽視全球廠商直接現場實地驗證的市場力。

世界各國在面對創新要素快速更動下,無不積極翻轉對新時代的覺察。我國更必須在失去數位科技驅動經濟的機會後,藉由知識與智能緊扣社會生態優質化的需求,變革國家創新體系相關作法。

任何產業創新的目標都是尋求對社會人文發展的關懷,執政者若能以個人自主發展為根本,搭配質量優先的上位政策聚焦施為,就能直視「社會生態發展」本質的無限機會,積極穿越「拼經濟發展產業」的糖衣表象,為這塊土地找出永續發展的關鍵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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