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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真實,改革我國政策制定機制才有關鍵活路-「亞洲矽谷」產業創新政策的思索(一)

作者/何明彥,TMI 台灣創意工場合夥人、曾任職華陽創投集團總經理

新政府上任一週以來,各部會忙著推出種種新政策與相關改革,而所謂五大產業創新政策也將很快宣示上路,新政府急著讓人民有感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在拼經濟為要的錯誤前提下,許多思維仍未脫離工業化時代「有做就會好」的模式,其中也存在了對數位經濟時代的迷思。

我想寫下對產業政策制定相關的一些想法,先看看政府在頻繁更新的產業政策制定作法上缺了什麼?再談我們如何擁抱新視角來面對當前的經濟循環,最後再試著以「亞洲矽谷」提出挑戰性的建議。之所以抱著這種直面真實的方式,主要還是盼望執政者可積極脫離以建設為先的舊思維,執行者就能避免「認真談就傷感情」的尷尬及無力感。台灣必須嚴謹地面對世界的轉變,找尋產業真正可行的一條活路,也同時達到支撐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

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圖片來源:蔡英文臉書。
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圖片來源:蔡英文臉書

當世界改變、我們面對的思維也必須改變

台灣在人均 GDP 成長回落的這些年來,並未持續針對創新體系與產業發展手法進行改革,以積極尋求時代變遷下的新成長點。其中首要正視經濟成長理論中被忽略的系統限制課題,再來就是謹慎面對低速成長時期包括中等收入高支出及高成本的時代。

在工業化思維已然過期下,國家體制與城市化樣貌必須進入有機成長期。但台灣並未在政策規劃階段面對這些現實,也因此造成各部會政策出門互打的狀態。在執政者未務實面對階段性事實,並建置系統化能力回應需求時,各首長的施政節奏當然顧此失彼或互相牴觸。

現行民主制度每四年就要翻攪一次既有施政,這在民間尚未尊重多元且進展成熟的社會中,將充滿了非理性帶來的不確定性。光看新政府上台忙著拆解前朝的既有作法,這種相互牽制對於國家長期性發展已相當不利。同時,執政一方又忙著推出可延續施政的政治型交易方案,我們現在施行的這種民主選舉制度,極易導致所謂「剛性腐敗」而不自知。可怕的是,台灣執政的一黨從未積極嘗試逃出這樣的陷阱。

相信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國執政者逐年不斷提出許多產業升級政策,但大多沿襲傳統生產製造思維開展策略架構,並未確實面對世界改變下的社會發展需求。目前產業與社會相互的觀照也已截然不同,過去企業平均可維持的 40 年壽命,已經縮短到短短的 14 年,持續誤認產業發展就能照顧社會或個人發展的作法只會帶來必然的無力感。再來,網路科技進展也帶來市場結構迅速變動,生產製造的價值空間被極度限縮,因此我國在上層創新動能不足下,不論產業與經濟都面臨到更嚴峻的挑戰。

若以本質來看這樣的糾結會更清楚,全球發展早已轉型到極度靈活高速的網狀社會架構,但我國政府運作與政策制定都停留在層級架構與學術專家手法,自然無法積極回應各種跨域衝擊。在產業策略制定方式未曾積極翻新下,一再重複的工業化年代規劃手法就顯得處處捉襟見肘。這種僅強調追趕全球產業科技發展的表象升級,不僅無法實質挹注產業價值升級,也讓我們一再失焦而錯失關鍵契機,這點在近年來我們不同的產業一再陷落困境得到清楚地印證。

圖片來源:Pixabay
圖片來源:Pixabay

我國產業政策制定手法必須大幅改革

我國許多產業政策通常追趕著全球科技潮流規劃,對命題的正確性與獨特性不加以思考,而直接展開台灣缺什麼就補什麼的方案研擬,通常號稱「健全產業生態」或「完善產業供應鏈」。接下來的執行方式就是以政府資源直接進行場域佈建,同時也將關鍵資源一力灌進技術或研究法人,藉以執行落地或協調分配。

這種超完美規劃搭配照章辦事的超完美執行,一旦面臨以現場實務為主的創新應用就馬上陷入困境,因此在產業升級上處處窒礙難行。而最糟糕的是,這種完美做法一方面無法考慮本地新創面臨的現場狀況,如法令鬆綁與創新環境活化等需求。另一方面,也同時以政府資源創造了新創產業的競爭者,但執政者卻不知道他一路反倒成了壓抑創新的始作俑者。

就拿大家很熟悉的忠孝東路商圈現象來比喻好了,該地區在國外品牌廠商進駐與商圈轉移下,我們都看到許多一樓的空屋待租持續出現,而且這種每條街上約 3~5 家不等的現象履見不鮮。了解業界生態的人都知道,新創的公司或店家在這樣的高成本經營結構下,一開始都得把支出成本與翻桌率算得一清二楚,試錯空間小,短期內很難聚焦在獨特的創新性上頭。

上述的結果在東區就形成了店家雖頻頻換手,其中穩賺或生意興隆的卻是地主與裝潢廠商。台灣現有政策執行的手法也是如此,大多躁進於表象建設與政績宣導,欠缺對產業本質的認知,及引導高值創新的大幅鬆綁活化。所以每個浪潮一波波去來,足以在國際市場競技的新創公司少之又少,而其中穩定成長的就只見土地持有者與參與其中的法人單位了。

新政府提出的五大產業政策雖由民進黨智庫提出,但卻未先闡明其形塑過程與依據,並探討如何翻新現有產業政策制定方式。個人以為每個產業政策的擬定,必須先提出完整的論述背景與策略依據,再來就是極度關鍵的政策預期成果價值檢視,包括對國家社會的影響進行嚴謹的討論。這個由上位價值確認的預期成果表述,就可以成為執行時的調整依據,除了釐定建構執行方案的框架外,也能在實務執行出現差異時,動態進行下一階段策略思維的修正。

面對全球發展的不確定性,我們當然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但關鍵在於改革現有產業政策制定模式並建立漸進式調整機制,新政府必須在各項政策施行前,認知政策制定機制改革的重要性。否則,所謂的良好溝通都會流於表面而膚淺,而且最後的一把尺還是握於執政者身上,如何協助經濟與科研背景的部會首長直面實務,積極翻新政策的制定手法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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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Pixabay

每個產業創新政策都需要環評

雖說認真看待政府即將推行的政策可能是個笑話,但「亞洲矽谷」光在名稱就落入無法創新的泥淖,新時代的創新場域為何是一個名稱無法自主的意涵,這不僅在名稱上無法帶領新的想像,也將同時帶來系統設計的許多先天制約。

以發展我國獨特優勢的面向來看,台灣人文的主體性或桃園在地的獨特性在命題上若完全無法顯現,那未來所謂的國際化只是換上許多表面連結的糖衣。如果我們的未來與轉型都要靠國際來加持或背書,將導致台灣廠商永遠處於挨打的局面,真正活下來的也就是地主跟硬建設服務單位。這點未來將深深影響到執行層面的設計,也關乎所有資源是否能紮實落地,讓真正有機會引導創新改變的業者出頭。

若以產業政策制定系統的改革來討論,絕對必須正視經濟成長理論出現的系統限制困境,以優質化與有機架構為系統運轉的判定準則。新的產業政策就代表新的建設,新的建設就需要環評,政策環評的機制有助於對社會國家的整體觀照。一個特定地區的開發建設若只強調技術與硬體建設其實是對人文的破壞,我國產業創新體系長期忽視相關的軟建設也是最大的誤失所在,而真正的出路也就在不開發空間還能到位的路上。

因此,政府需要積極扮演的絕非是創新的落地者,而應該回歸角色為創新資源的發動機,針對資源供給面的模式進行大幅革新,包括制度改革、結構優化與要素升級。其中,關係於創新體系的產業政策制定機制就是一切的原動力,因此改革我國產業政策制定模式與執行手法刻不容緩,其方向又以回應企業與個人的優質創新能力為關鍵目標。

一個國家的創新體系若未能進行價值探討,必將導致執行面持續失焦。因此,執政者應揚棄以政治、經濟與科研體制三大面向的直線思維,改以積極面對社會體系創新才有機會翻轉上位指標。不論產業轉型與升級絕對必須先行明確定義成果,否則相關規劃仍將落入舊有的工業生產思維。如同「快時尚」成衣模式對環境的危害一般,每多產出一件就會被丟棄一件。

在這關鍵的年代,任何創新系統都必須直接面對設計不務實與執行無法到位的原罪。新政府在台灣有限的資源下,如何精準對接社會價值必須是施政時時刻刻的依歸。因此,確實改革我國產業創新政策制定機制,絕對是刻不容緩的要務。

圖片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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