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明彥，TMI 台灣創意工場合夥人、曾任職華陽創投集團總經理

距離首篇論述「亞洲矽谷」產業創新政策已經一個多月，也有更多人跳出來表達不可為之的建言。新政府雖開過幾次溝通會，但直至最近才見到林全院長由原封不動的論述，轉變成他得親自「定義」這個產業創新政策。但這正點出「政府還沒聽懂」的這件事才是核心問題，也是我不顧網路常規，持續以長文論述變革政策制定機制必要性的原因。

我們如果仔細審視這個政策爭議，可以輕易看出我國政策制定機制才是核心關鍵，但林全卻是跳出來試圖重新定義，他最該問的是政策制定手法出了什麼問題，才有機會停止這種到處救火的窘境。政府絕對必須在重新定義之前，先理解台灣如何失速在創新軌道中，體會沿用投資驅動階段思維的錯誤。嚴肅面對經濟成長帶來的供應過剩系統課題，改用創新經濟視角才有機會面對層出不窮的系統性挑戰，並引導核心關鍵的社會動能。

整件事雖由「亞洲矽谷」而起，但要正視的是政策品質不良背後的不堪。身負「國家發展策略運籌總部」重任的國發會無力探討「問題背後的問題」，代表部會首長觀照新時代視角落後，加上處於極端下位思維的執行心態外。雖說選舉政策來的政治性上綱無限，但未能面對政策品質不良的根本缺失，立即著手變革政策制定相關作法，將無法直探問題的根本。

林全應該藉由對「亞洲矽谷」政策形成過程的檢視，探討政府在決策品質觀照不足的核心課題。如若行政院長無法直指核心，變革國家創新體系相關作法，各部會首長將持續迷航。賠掉的不只會因覺察力不足失去民心，更會持續錯失內部動能優化契機，並在快速發展的全球創新地圖中缺席。

行政院長要重新定義的不僅是「亞洲矽谷」，更需要做的是變革政府常年來「拚經濟就可以引領台灣」的傳統策略，導致各部會錯把「努力拼經濟」的糖衣毒藥奉為上位圭臬。「亞洲矽谷」產業政策所凸顯的，其實是執政者對經濟困境的認知偏差。在未嚴謹看待創新經濟與社會本質下，持續沿用要素與投資驅動的直線思維，反讓台灣產業與社會發展陷入作繭自縛的困境。

覺察落後與無底限下位思維，是錯擬產業創新政策的根源

近年來，台灣產業升級大多靠的是民間自力創新，多數產業政策在引領突破創新已明顯失去作用，多數人對台灣常年不斷新生的產業升級政策並不抱期待。此次其他四大產業創新政策並沒有太大新意，但「亞洲矽谷」卻清楚地看出部會首長規劃手法老舊，以及對新時代覺察的不足。

政府若持續喊出「某某產業元年」的口號，千篇一律以完善供應鏈角度切入，都將處於隨波逐流而不自知。這種持續沿襲的錯誤堅持與主張，不以自主創新能力的發展為關鍵核心，才是最讓人感到失望的地方。國發會首長近日發言也逐一呈現，這個未展現前瞻思維的產業政策，在規劃上就已處處顯露政府對產業契機的嚴重誤解。

陳添枝主委在立法院回答這是「產業發展計畫，不是創新創業計畫」，那就不需要掛鉤一個名不符實的「亞洲矽谷」，但其所謂產業發展計畫就是以規模化與換代思維為出發點，正說明該政策相關方案之所以陳舊的原因，這是對新時代新興產業發展模式的嚴重誤解。

另外，他對新竹科學園區是政府建設出來的回覆更是解讀錯誤。當初若沒有送到 RCA 受訓的一群人，加上以國家資源聚焦培養關鍵技術與其他人才，光有個園區也沒有用。更何況當初形成的是半導體產業，現今我們面對的產業競爭樣態已經差異太大，部會首長未曾翻新傳統思維才是產業發展的最大障礙。

龔明鑫副主委也強調做法上是研發中心與人才進駐交流兩個重點，這種用實體到位再加上政府落地的政策規劃，就是要被變革的首要之惡。台灣逐年進行的試驗試行計畫從沒少過，但各產業發展仍深陷泥淖之中。

他也提到亞洲矽谷不是完全為桃園而做，很多法規鬆綁都是必須的，這個想法存在系統性思考的根本誤失。一個地區發展跟國家無力優化制度的面向其實相差十萬八千里，屬於基盤策略的國家制度與法規鬆綁，更不應靠一個產業創新政策才能推展下去。

說到底，行政院與國發會都無力綜整國家創新體系才是根本的癥結，包括缺乏覺察新時代變遷軸向與無力翻新政策制定系統等課題。政府首長無底限的下位執行思維，才會錯擬一個虛無意象的產業創新政策，卻寄望解決政府創新體系運作的內部問題，這種持續運作一個無法打開大腦的政策思維，才是新政府要嚴肅面對的最大危機。

關鍵不在重新定義「亞洲矽谷」，重點在執政者解讀時代的思維

陳舊思維足以斷絕新世代想像的原因，若以「亞洲矽谷」所提的三大連結就更清楚，「連結未來」缺乏對未來願景的具體目標與論證依據，上位者未具體定義物聯網、大數據與工業 4.0 在國家發展扮演的戰略角色，如何奢望下層執行時聚焦關鍵資源，解開量化 KPI 的噩夢。

「連結國際」著重啟動合作及試驗相關計劃，但若去除掉物聯網主題，政府哪一件事不是已經在進行，這個方向同樣缺乏定義招商引資的戰略價值，並據以提出質化指標。

而「連結在地」更呈現最大的問題，包括對研發人才互通、在地需求與試驗整合加速等作法，正是一個國家展現制度革新的基盤措施。政府捨棄儘速進行制度創新，而反求創新聚落式的作法，就是嚴重悖離台灣產業創新所需要的關鍵革新。

「連結」確實是數位時代的關鍵指標，若把國家創新體系以平台角色看待，我國長期以建置場域或落地到位這類實體作法，正是新時代平台的反向操作。政府應該在資源連結力求虛擬化、透明化與極簡化，「亞洲矽谷」試圖以招商搭配試驗場域來引導產業，不僅創新速度與動能不足，反以政府資源成就一個個完美試驗。這種實務上出不了門的落地規劃，對引導更多創新人才前進市場毫無意義。

台灣島並不大，我們必須具備對創新經濟的清楚認知，以巧政府架構聚焦關鍵資源，支持創新人才對關鍵「知識、人才、資金與市場」開放連結。而國家創新體系這個平台必須在制度、法規與資源上立刻大幅度翻新，才是推動創新發想快速落地的良方。

官員持續迷航的事要講三遍，甚至得拍桌子

「亞洲矽谷」除了認知落伍以外，部會首長落入下位執行思維而不自知，呈現更嚴重的結構困境。台灣之所以長期在執行面及場域端點遇到各類不可思議的事，包括執行手法出問題、無法貼近現場需要、超額的量化思維等，就是因未深切改革系統面與策略面相關作法所導致。台灣缺乏的是體質與系統的調整，而非各類不同的產業創新政策，這不是說蓋兩棟樓無妨，而是錯誤政策根本連出門都不應該。

我所接觸的官員大多勇於任事，但執行面的努力解決不了系統面的誤失。如果一個國家級產業創新政策可以讓新創圈這麼說不出口，而執政者還是要硬著頭皮做，部會首長把自己降格成執行者位階實在是不言而喻。這種聽命行事的思維也直接失去前瞻視角，執政後若不敢承認政策規劃的誤失，也終將把新政府拉向頻頻被拍桌的窘境。

近年來，部會首長由於更動頻繁，無力優化政策品質，同時緊抓短期到位的行動方案，多以交辦方式要求下屬單位儘速對位，導致整個國家運作處於極度過勞的狀態中。新政府要真正用心檢視的是政府已然崩壞的系統機制，避免部會首長在短期量化績效持續迷航。否則再好的政策必能完美地執行上半套，而關鍵性實務層級的下半套通通做不到。

行政院將自己下位為執行者的同時，已無力回到發動機本位進行優質擘畫。新政府雖積極以「溝通會」方式了解民間實務，亟求對產業創新政策帶來生機，但這種捨本逐末的端點反饋只是更遠離問題核心。實務觀點與創新思維無法在規劃的第一時間到位，在這個知識經濟的年代是一個極大的反諷，也是政府持續漠視規劃機制優化與戰略人才培育的後果。

這一篇之所以再藉由問題解讀與討論，主要仍希望新政府努力破解同溫層與共生結構帶來的思維陷阱，正視問題背後的系統面核心課題。正如標題所言，重建政策制定機制與規劃手法，新政府才有機會翻轉軸線，在優質政策下持續解構關鍵資源，為自己與台灣開啟永續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