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明彥，TMI 台灣創意工場合夥人、曾任職華陽創投集團總經理

全球經濟長期在西方帶領下的成長發展主軸，已同時帶來自然環境耗損、勞動力價值極度貶抑等嚴重課題，過去未曾充分考量的生態限制頻頻浮現。加上網路普及已形成靈活的網狀社會體系，也對價值傳遞方式造成巨大變動。

說實在話，很多產業創新與突破不該只看重政府資源。但我國政府常年來心心念念產業升級，新上任部會首長幾乎用盡各類方式設法突破。但在成效不彰之下，惟有好好面對失敗，才有真正的力量。產業創新政策若要切實引導我國走出困境，除了真實面對內外環境變遷，更重要是改革制定機制的不足，才有機會找出真正活路。

我挑了「亞洲矽谷」產業創新政策做更多的思考，並非因為這個產業創新政策有多特別，但由一個名稱就產生困擾的國家政策，值得我們好好思考政府在政策規劃的相關做法。也因為多年工作涵括產業分析、政策執行、矽谷駐點與創業投資等方面，希望以多面向的探討，加上系統性層次區分，嘗試梳理可能的創新脈絡。

直觀本質才是創新的最佳視角

在此之所以要先強調系統性思考，因為在網路媒體發達之下，太多事實總是迅速地被各種觀點淹沒。我們總是還在嘗試瞭解更多事實的當下，就遇到策略面、組織面與執行面混淆不清的各種談法。也很快地就變成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態，甚至含糊地用「正反意見都有」一筆帶過。而這類討論模式的結果，就跟政府不將每個政策脈絡好好說清楚一樣，有著如出一轍的同樣誤失。

現代生活步調快速，泛濫的快媒體引導，再加上我們最獨有的「台灣好棒棒」情結，都是造成許多討論快速失焦的原因。缺乏系統性思維的討論甚至造成情感性與專業性對打的狀況，讀者也在情緒性高漲之下，忽視了議題的核心。我想用較細節的方式鋪陳，就是希望藉著一個議題的聚焦，做到系統性而結構化的呈現，去揮別那份「張飛打岳飛」的無力感，也點燃更多能嚴謹看待這件事的火苗。

說到細節，為何需要討論「亞洲矽谷」的名稱，其實所有創新就是獨特新理念的引導，創建自我獨特的品牌就從名稱與願景開始。除了名稱之外，星巴克隻字未提自己是賣咖啡的願景，也在引導經營團隊面向新理念的聚焦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在「亞洲矽谷」這樣的命題上，卻代表了政策制定者未重視名稱與願景的關鍵性，沿襲著制約又缺乏主體性的思維，將直接窄化執行團隊對新理念的聚焦與想像。

我認為「亞洲矽谷」的名稱與定位是最重要的框架指標，但接下來就先探討所描繪的目標，其方案目標包括了「連結矽谷與國際創新中心」、「搶進下一世代產業供應鏈」與「成為亞太青年創新與創業發展基地」等。這幾個目標若以策略位階考量，具有明確且可發展性的想像力應只有青年創新創業發展基地，前兩項皆無法直接判定產出成效在全球價值性有多高，因為都是重執行輕結果的陳述。

產業創新政策對外應強化我國在全球生態的定位，對內就是論及如何創建社會的獨特價值優勢。接下來為免落入細節爭辯，我想從經濟與社會演變提出可能的新視角，也希望協助上述目標往更具體的價值邁進。

台灣在數位經濟發展的極度扭曲

數位化浪潮雖已在全球盛行數十年，但台灣大多數企業的資訊化程度遠遠不足，因此仍有人高喊數位經濟的重要，但那樣的呼籲或者只應當作對政府作為不足的回應。數位化在全球已被看作為最根本的基礎建設，而非下一世代的指標方向，台灣若僅以追逐數位經濟為依歸，勢必有相當大的迷思，也無法開展大幅躍進的路。

我們在這種實務上的扭曲以工業 4.0 來看就相當清楚，當政府大喊以生產力 4.0 帶動升級時，我們大多數企業其實僅發展到 2.0 的階段。資訊建設在大多數公司經理人眼中，只不過是軟硬體持續升級的支援性角色，殊不知國外已視為企業成長必要的一級位階，這也是國內企業持續以勞力看待人力的重大偏差。

所謂數位經濟已經回落，並將進入下一波循環的這個走向，以俄國經濟學家 Kondratiev 所提出的分析，全球經濟每 50 到 60 年就出現一次大循環來看相當清楚。在這個以新科技發明為依據的經濟分析看來，資訊技術代表數位經濟的第五個循環，已經走到轉折點。

想要精準回應接下來的第六個循環，就必須轉換新視角觀照未來。也就是數位經濟的資訊軟硬體應看成基礎的必然，我歸類為所謂的硬建設，也就是台灣最擅長「做就會有」的部分，這一類就如上述所言，在全球雖已是根本，而台灣存在著現實的嚴重扭曲。

我國雖然一向在電子資訊產品生產製造具有極佳實力，但若持續將此視為優勢強項則會落入自視不明的迷思。在多數電子資訊產品落入快速換代的趨勢下，我國廠商若未深刻理解終端消費者，會連客戶明天如何倒下都不知道。每一代產品快速的更迭，加上生產製造毛利被極度限縮，實在無法再認為我國在產業價值鏈上，還扮演了同樣的關鍵份量，這也是我每次看到國家型產業發展策略在 SWOT 分析上的重大誤失。

科研回應人本理念才有上位指標

多年來隨著寬頻建設、網際網路、智慧手機與雲端技術興起，已帶來生活面向的巨幅轉變，社會互動連結的改變才是關鍵。我們必須直觀生活樣貌本質，才有機會穿透表象，找到可能的創新出口。

相對於前述硬建設競爭，台灣長期輕忽的關鍵就在我所謂的軟建設，其中包含了對應用、系統與參與者端的研究與照看，其核心就來自於人文與環境相關的人本觀照。在越來越碎片化的快資訊時代下，人心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這類人本觀照在更難到位下也更具價值。因此，如何在創新發想的起始，就以新理念對接技術與人本價值的交會點才有更好的創新出口。

以近年極為熱門的穿戴式設備而言，最剛開始提出 Google Glass 相關概念的是人類動力學專家 Alex Pentland，其心理學背景並延伸到人工智能的應用可謂一個鮮明的例子。現代社會因為資訊快速流動的影響巨大，深刻觀察價值傳遞經驗並應用於社會，才有機會引領全球產業發展。Alex 同時也在大數據領域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全球領導型科技公司舉凡 Apple 與 Google 等也都對人文社科至為重視，不僅積極延攬相關人才，也在後端產品與服務的佈建上展現人文思維的深刻鑿痕。

我們處在這個思維不自覺被數位資訊制約的年代中，虛擬與實像如何相互對應值得仔細探索。物聯網帶來的大量虛擬數據，與工業 4.0 的大量實像數據，都得回應真實現場的需求才是關鍵。因此，回到社會人文與科技創新的節點才是機會所在，而強化我國長期輕忽的軟建設實力才有機會做最大的翻轉。

「物聯網」主軸逃不出迭代創新的陷落風險

若拿「亞洲矽谷」選定的物聯網為主軸來看，所要建置架構的首要關鍵絕非是供應鏈、試驗與投資等內部生態。它必須先討論我國物聯網在全球的價值定位為何，接著以翻轉的創新理念引導，進行國際動能介接端口的扁平化，所有的國際接觸點都得要完全簡化。

平心而論，要帶動產業發展絕非四平八穩地進行理想化建設，我們最需要的是引導甚或形塑新世代高端廠商，這在創新場域特指有機會面向破壞性創新的公司，其能力包括構建新理念與建立生態等。HTC 其實早於 Apple 推出類智慧型手機，但最大的關鍵就在 Apple 每個產品推出前對生態建構的考量，這種以數位介面引動生態圈的佈建才是決勝關鍵，也是先前論述的軟建設實力。

就破壞性創新機會而言，物聯網在多類產品或應用已流於迭代創新發展，因此若寄望以其為主軸引領創新，先天就已失去可大幅延伸新理念的潛力。另外，物聯網就如先前的智慧家庭一般，現場應用多樣化且行為需求各異，要靠現場試驗與資金匯集去突破缺口存在相當高的難度。

主軸定調層級屬性的差異，絕對會影響後續執行框架，而相關支援體系更將隨之大為不同。這一部份若回到先前論述的科研發展對接人本發展來看，可快速對接各類新理念的人工智能技術，可能更有機會引動多元的翻轉。

上述重點並不是非人工智能不可，而是其科研層級與物聯網的應用層級不同產生的差異，可帶來後端簡化與前端多元等優點。後端硬建設方面，不僅在國際動能引進上更為簡化，也能鼓勵技術人才積極對接本土人文。而所謂理念、應用與系統相關的前端軟建設，也具有更多元的突破性。

因此，若能定調在人工智能這一類的科研層級上，將帶來更開闊的引導力道。政府不僅在執行面能避免扮演落地者的衝突，同時也更能聚焦在創新發動機的定位，積極帶動最活潑的想像，以形塑次世代新創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