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事物原則上歡迎、實際上排斥，是一項特質，而不是瑕疵。

每一個物種都有其存活的利基，而每一個利基都帶著風險與報酬。人類得以勝出，創新是關鍵，報酬是能夠快速適應，我們改善工具的速度，快過於演化對於我們身體的改造。而風險在於創新的未知，創造新事物可能會帶來滅亡；但是沒有創造，必定走向滅亡。所以我們成了矛盾的生物，需要、同時也害怕改變。沒有人是一味進取或一味保守，每個人都是兩者兼具。因此我們說要創新，卻選擇不變。

我們對於創新的內在驅動力如果毫無節制，可能會導致人類滅絕，人人都會因為嘗新而亡。排斥的本能，是演化對於人類需要創新、也需要控制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我們傾向拒絕新事物， 至少抱持懷疑的態度。當我們處於熟悉的情境，腦中海馬迴細胞的放電速度比在新環境裡快了幾百倍。海馬迴連結著兩個神經叢，稱為杏仁核──源自希臘文的杏仁──主管我們的情緒。海馬迴與杏仁核相連，是我們喜歡熟悉、排斥陌生的原因之一。

當大腦有了反應， 我們也隨之趨吉避凶。新事物出現時，海馬迴找不到相關的記憶，便會向杏仁核發出陌生的訊號，讓我們產生不確定感。不確定感是令人厭惡的，我們總是盡可能避開這種狀態。心理學家用許多實驗證明了這點。不確定感使我們喜舊厭新，阻礙我們接納新的想法，即使我們自認重視，或者擅長創造。

更糟的是，我們也恐懼被拒絕。每個失戀的人都知道，拒絕很傷人。

我們用「心碎」、「自尊受創」、「傷害情感」這一類的言詞，因為我們被拒絕時會感到真實的疼痛，拒絕（spruned）這個字，正是出自古英文的 spurnen，「踢開」的意思。1958 年，心理學家哈洛（Harry Harlow）證實了亞里斯多德在兩千五百年前提出的：我們需要愛，如同我們需要空氣一般。

哈洛做了一個今天沒有道德委員會能同意的實驗，他將初生的小猴子帶離母猴，小猴喜歡柔軟的布偶代母，多過於鐵絲網做成的替代品，儘管鐵絲代母會提供食物。被拿走布偶的小猴子雖然有充足的食物和飲水，卻很容易死亡。哈洛的論文名為〈愛的本質〉（The Nature of Love）， 結論是肢體接觸比卡路里重要。他的發現同樣適用於人類，我們寧可餓死，也不願孤獨而亡。

人類對親近關係的需求，進一步加深了面對新事物的兩難。我們對全新的經驗懷有偏見，卻不願意承認，即使對自已也一樣。

因為我們面臨社會壓力，對創意的見解都必須是正面的。我們都知道不應該說創新的壞話，甚至還自認為「有創意」。

對於新事物的偏見有點像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我們清楚，「不喜歡」創新是不被社會接納的，也真心相信自己「喜歡」創新。但是，一旦面對一個特定的創新想法時，我們通常比自己理解的更容易產生排斥。

同樣的，當我們向他人提出一個創新想法，他們感到排斥的程度也超出自己的想像。「拒新」其實是人的天性。

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是眾所知曉的偏見，而對新事物的偏見並不是，並沒有「新事物歧視」這種說法。盧德主義（Luddism）是最接近的詞彙，但卻是一個誤解。盧德份子是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初一群英國紡織工人， 為了保住飯碗，於是摧毀自動化紡織機。雖然美國後現代小說作家品欽（Thomas Pynchon） 認為， 盧德主義是「反對現代機器」的運動，事實上這是個偶發事件。盧德份子破壞機器並非反對新技術，而是為了保衛生計。不過他們的名字剛好填補上這種無名恐懼的空白。

對新事物的偏見，不會因為沒有名字就不存在；然而，缺少一個名稱，只會讓情況更糟。標籤讓事情清晰可辨，婦女和少數族群不會對偏見感到驚訝，「性別歧視」與「種族主義」便是歧視存在的證明，但「新事物歧視」可沒有警告標示。當企業、學界和社會在公開場合推崇創新，私底下卻百般排拒，難怪創造者會驚詫莫名，想不通自己哪裡做錯了。

波士頓兒童醫院排斥福克曼（Judah Folkman）醫生是典型的例子。波士頓兒童醫院是全美排名最高的醫院之一，隸屬於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學府─哈佛大學，聘請了上千名科學家，誕生過多位諾貝爾獎與拉斯克獎得主。這種地方理應很歡迎新想法，不料醫院卻因為福克曼的理論在同儕間引起爭議而處罰他。現在的波士頓兒童醫院以福克曼為榮，不過在1981年並非如此，他們停止福克曼的外科職務，還降他的薪水。我舉福克曼為例，因為他的故事證明人們經常錯把鮮花當野草。重點不在於波士頓兒童醫院做錯了，他們只是做了一件尋常的事。

福克曼的故事不尋常之處，在於主角的不屈不撓，經得起一再的拒絕打擊。我們很難創造，除非我們知道如何處理被拒的挫折。

• 本文出自時報出版《如何讓馬飛起來：物聯網之父創新與思考的 9 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