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上班下班，你都掛在網路上嗎？臉書、Line、Instagram 耗去大部分人的一天時間，不只是休閒娛樂，連工作都用這些科技聯繫，在《深度工作力》中，作者提出許多反證，證明這些行為只會消耗你的創意和腦力！本文選自第 2 章〈當「深度」越稀有，就越值得你投入〉，教你認識更有效率的思考模式，潛入腦中深度思考，而非相信所有科技都代表美麗新世界。

文／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譯／吳國卿

最小阻力原則：「連上網」只會讓你分心

談到在工作場所擁抱的分心行為，我們不得不承認今日無所不在的連線文化是主因之一，無所不在的連線使我們被期待迅速閱讀和回應電子郵件（ 和類似的通訊）。哈佛商學院教授普羅（Leslie Perlow）在這個題目的研究中發現，她調查的專業人士每週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花約 20 到 25 小時監看電子郵件，他們認為在收到電子郵件（公司郵件或外部郵件）的一個小時內回覆很重要。

許多人可能會說，這種行為在快步調的行業是必要的。但有趣的就在這裡，普羅測試這種說法，具體的說，她說服波士頓顧問集團（BCG，一家高壓力的管理顧問公司，有著根深柢固的連線文化）的主管讓她調查公司一組團隊的工作習慣。

她想測試一個簡單的問題：隨時保持連線對你的工作真的有幫助嗎？為了這個測試，她採用極端的做法，她強迫團隊成員在一週的工作日中選一天，與公司內部或外部的任何人斷絕連線。

「剛開始，團隊抗拒這項實驗。」她回憶說：「主管對連線的概念很支持，對必須告訴客戶她的團隊一週將有一天不上線很緊張。」團隊成員也很緊張，擔心這麼做會危及他們的職業前途。

但這個團隊並未流失客戶，成員也未丟掉工作，他們反而從工作中找到更多樂趣，彼此之間溝通變得更好，學到更多東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對客戶交付更好的產品。

最小阻力原則

在企業環境中，由於缺少各種行為對企業獲利影響的反饋，我們傾向於採用在當時最容易的行為。

回到我們對連線文化如此盛行的質疑，根據這個原則，答案是「因為比較容易」。這個答案成立至少有兩大理由，第一個與回應你的需要有關，如果你處在一個問題可以得到答案，或者可以立即取得特定資訊的環境工作，你的工作會比較順利——至少在當時。如果你無法指望能迅速獲得回應，你就得做更多的事前計畫、更有組織，你必須先放下手邊的事，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一面等待你需要的回應。

連線文化讓日子更容易的第二個理由是，它創造出同意讓收件匣來管理你一天的工作文化——迅速回覆最新的郵件，把其他事情堆在一邊，卻一直感覺很有生產力。如果把電子郵件移到你工作的邊緣地位，你將需要採用更周密的方法來安排你應該做什麼和做多久——這種規畫比較難。

再舉另一個例子，想想安排定期專案會議的一般做法。這類會議往往占用大量時間，把日程表切割得支離破碎，使長時間專注工作變得不可能。但為什麼大家照舊這麼做？因為比較容易。

線上快速問答，真的讓工作變容易了嗎？

對許多人來說，這類例行會議變成個人管理工作的一種簡單（雖然效果不彰）形式，不需要主動管理時間和任務， 反而讓每週的會議強迫自己針對特定專案採取行動，並提供看似有進展的假象。

再想想一種令人氣結的常見做法，即轉寄電子郵件給一位或多位同事，以簡短的開放性疑問句作為標題，例如：「有好點子嗎？」這類電子郵件只花寄件人幾秒鐘，但收件人得花許多分鐘（甚至幾小時）和注意力才能寫出有條理的回覆。

最小阻力原則在度量黑洞的保護下未受到嚴格的檢視，它讓我們無需面對專注與計畫等短期的麻煩，但付出長期不滿意和無法生產真正價值的代價。這個原則驅使我們在獎賞深度的經濟中卻轉向淺薄。

網路狂熱教派：「新科技，好棒棒！」真的嗎？

以《紐約時報》巴黎辦事處主任盧賓（Alissa Rubin）為例，她曾擔任阿富汗喀布爾的辦事處主任，在第一線報導戰後重建。我寫本章的時候，她正發表一系列嚴厲檢視法國政府共謀涉入盧安達種族滅絕事件的文章。換句話說，盧賓是一位嚴肅的新聞記者，是她業界的佼佼者。她也使用推特——我只能假設是出於她僱主的堅持。

盧賓的推特紀錄顯示她定期張貼一些有點散漫的推文，每隔兩天到四天一篇，好像她收到《紐約時報》的社群媒體編輯台（真有這個單位）提醒她安撫她的跟隨者。除了少數例外，那些推文只提一篇她最近閱讀並喜歡的文章。

盧賓是記者，不是媒體人物，她對報社的價值是她培養重要新聞來源、分析事實和撰寫引起關注文章的能力。《紐約時報》就是靠像盧賓這樣的記者才建立起它的聲譽， 這種聲譽是報社在這個點擊誘餌無所不在的時代營運成功的基礎。

那麼，為什麼報社要求盧賓定期打斷必要的深度工作，提供免費的淺薄內容給一家與報社無關的矽谷媒體公司（推特）經營的服務？也許更重要的是，為什麼這種行為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很正常？ 如果我們能回答這些問題， 就更能了解我想討論的最後一種與深度工作變得如此稀奇有關的趨勢。

「科技消滅了它本身以外的選項。」

答案的根本可以從紐約大學已故教授、通訊理論家波滋曼（Neil Postman）提出的警告中找到。波滋曼在1990年代初個人電腦革命剛開始加速時說，我們的社會與科技的關係正陷入麻煩。他指出，我們討論的不再是新科技帶來的利弊得失，或是在新效率與隨之而來的新問題之間尋求平衡；而是只要是新科技，我們就假設它是好的，沒別的好談。

他稱呼這種文化為「科技壟斷」，他的警告並非誇大其詞。「科技消滅了它本身以外的選項，正如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裡的描述。」波滋曼在他 1993 年談論這個主題的書中說：「科技並沒有讓其他選項變不合法，也沒有讓它們變不道德，甚至沒有讓它們不受歡迎。科技讓它們變隱形，並因此變得無足輕重。」

波滋曼 2003 年過世，如果今日他還在人世，他可能很驚訝他在 1990 年代的憂慮這麼快就實現——一場始料未及、因網際網路突然崛起造成的沉淪。

幸運的是，波滋曼有一個聰慧的繼承人承續他的網際網路時代觀點，以苛評見稱的社會評論家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在 2013 年出版的書《點擊此處，就能拯救一切》（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中，嘗試揭露我們對「網際網路」科技壟斷的執迷（他刻意加上引號以強調這個詞代表的意識形態），他說：「這種把『網際網路』視為智慧和政策建議來源的傾向，將它從一套很無趣的電纜及網路路由器，轉變成誘人而刺激的意識形態——也許就像今日的 Uber 意識形態。」

深度工作 v.s. 線上工作：誰輸誰贏？

在莫羅佐夫的批評中，我們已經把「網際網路」當成企業和政府的革命性遠景的同義詞。讓你的公司變得更「網際網路」，就等於跟上時代，忽視這些趨勢就會淪為寓言中汽車時代的馬車鞭製造商。

我們不再把網際網路工具看成是營利公司推出的產品，由想從中獲利的投資者提供資金，並且由見機行事的二十幾歲年輕人經營。反而，我們不假思索的把這些數位玩意兒偶像化成進步的象徵，以及（也許加上「美麗」）新世界的預兆。

這種網際網路中心主義（再借用莫羅佐夫的用語）就是今日科技壟斷的樣貌。認識這個現實對我們很重要，因為它解釋了本節討論的問題。《紐約時報》成立社群媒體編輯台，並向旗下的記者（如盧賓）施壓，督促他們做分心的事，因為在網際網路中心主義的科技壟斷下，這種行為非做不可。

若不擁抱網際網路的一切，就會像波滋曼說的「變隱形，並因此變得無足輕重」。

深度工作在科技壟斷時代有一個嚴重的劣勢，它建立在品質、技藝和嫻熟等十分老派且非科技性的價值上。更糟的是，要支持深度工作，往往必須拒絕許多高科技的新東西。

但度量黑洞阻礙這種明確性，提升了一切網路事物的地位，達到莫羅佐夫擔心的「Uber 意識形態」。在這種文化中，不令人驚訝的，比起光鮮炫目的推文、按讚、標籤照片、塗鴉牆、貼文和所有我們現在被教導為不可或缺——不為其他理由，只因為它們存在——的網路行為，深度工作確實很難與之競爭。

（本文摘自《Deep Work 深度工作力——淺薄時代，個人成功的關鍵能力》）

• 書名：《Deep Work 深度工作力——淺薄時代，個人成功的關鍵能力》
• 出版社：時報出版
• 作者：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譯：吳國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