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頓身為物聯網之父，並非科技出身，大學時期專攻斯堪地那維亞文化研究，曾經的志願是當記者。1997年他擔任 P&G 公司的品牌經理，一支廣受好評、卻難以控管庫存的唇膏，讓他決定全心投入物聯網的研究。之後也與 MIT 共同創立 Auto-ID Center，是現在 FRID 全球標準系統的重要推手。

凱文．艾希頓的著作《物聯網之父創新與思考的 9 種態度》最近在台出版，PanX 針對台灣的創新教育挑戰、科學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以及對台灣物聯網產業的建議，邀請凱文．艾希頓分享他的看法。

Q1. 亞洲的教育，包括台灣，時常被批評為不鼓勵創新，我們也看見許多案例，顯示許多在台灣教育制度下不得志的人，在歐美獲得很好的成就。你認為若要讓教育有可能持續鼓勵創新，該注重那些環節？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案例？

首先，我不會說亞洲或台灣的教育比其他地方差，我也很樂意和那類批評論戰一番。畢竟，亞洲國家，包含台灣，有著蓬勃的創意經濟。

全世界教育界的挑戰都一樣：創意是一段反覆的過程：你嘗試某些事情，經歷失敗，然後一直重覆到你成功為止。但課堂往往強調一次就做對，也更傾向學習如何做那些已經被做過的事情，而不是學習全新的事物。

我期待在學校看到更多長期性的作業，讓學生為某件事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透過系統性地的重複嘗試，並獲得老師的回饋，而不僅僅是交出一份等著被打分數的作業。以創意寫作課為例，先讓學生擬故事的草稿，修改第二版、第三版，一直到最終版。美術課則可從一系列的研究開始，進行好幾輪的打稿，最終完稿。科學課則從學習原理開始、建構原型，對其做實驗，直到最後的成果。

「重複」對某些人來說並不是理所當然，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快點得到成果，如果要他們重複做一件事或不斷的改進就會很挫折或感到無聊，但這件事情可以，也應該被教導，因為這才是「創新」的核心基礎。

Q2. 絕大多數的創新來自於長期的努力跟累積，科學研究有時被視為無法直接與產業跟經濟掛勾，備受批評，台灣也時常有這樣的爭議，討論科學是否該入世。你認為呢？

純科學－也就是指，科學只為了科學，不為其他明確且實際的理由－是所有經濟價值的終極源頭。最聰明的社會是那種讓科學家自由探索，並相信某部分的研究最終會開拓經濟價值的社會。

舉例來說，現代全球經濟大部分是建立在電子與無線電科技上，而這種科技之所以會存在，全是出於詹姆士．克拉克．馬克立威（James Clerk Maxwell ）和海因里希．赫茲（Heinrich Hertz）等十九世紀的科學家對電磁波頻譜投入的純科學研究。在他們發表研究後，其他科學家和工程師才以此創造出有價值的科技，包含無線電、電視、電腦、太空梭、無線電望遠鏡、X光、手機、Wi-Fi 和 GPS 等。

馬克立威和赫茲在進行研究時，應該想都沒想過會延伸出這些東西吧。如果他們只被允許做那種明確、有立即實際價值的研究，今天根本不可能誕生這些驚人且重要的科技，也不會出現台積電。若要說誰可稱得上現代版馬克立威和赫茲，名單可能會包含粒子物理學家和天文物理學家，如台灣的倪維斗和吳茂昆。

他們驚人的研究卻往往出於一片好奇心，也許今天看來沒有明顯的經濟效益，卻一定會在未來開啟無可想像的價值。

Q3. 對台灣來說，物聯網（IoT）已經成為政府大力推動的政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更像是一條不得不緊抓住的續命繩。經濟學人最新的報導說台灣過度仰賴電子業的經濟將使得我們在中國自給自足的產業分工完成後受創最深。你認為台灣若要發展物聯網產業，該注重那些重點？

台灣過去十幾年在電子產業獲得的成就，已是世界幾大經濟奇蹟之一。我找不出任何理由為何台灣在 IoT 產業無法辦到。我的建議很簡單：「做中學」。第一個發展出成功物聯網輸出經濟的國家，可能也是最早擁抱 IoT 科技、最早犯錯和最早從中學到經驗的國家。

由政府投資 IoT 科技是一種作法，例如推動智慧城市的計畫、提供發展 IoT 農業和工業領域的補貼和基礎建設等。這些計畫的規模一開始不需太大，先廣泛投資各種先驅型小專案、評估成效後再選出成功的計劃擴大投資會更好。我認為在這樣有競爭力又提供支援的產業環境中，新科技將蓬勃發展。

英文版連結：

• “Creative work is iterative: you have to try something, failing, and try again repeatedly until you succeed”－Kevin Ash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