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運營一些新創計畫，有時被官方單位邀去談某座城市該是怎樣可以更加創新，或者有更多數位化的樣貌。他們通常也找了很多學者來聊，每個人眼裡的圖像也不太一樣。這些城市規劃的單位，內心深處都覺得該是矽谷的模式，或者說，覺得矽谷模式可以很快做到，到這時我也不太需要白花力氣說服這些人理解：台灣能實行的模式其實離矽谷很遠。但我們的官員或者審查各種計畫的教授往往留學國外先進城市，腦中自有定見，只有講到矽谷模式大家才覺得值得參考，但其實值得台灣參考的地方，應該都不是矽谷式的。

我想創新的城市可以概括成三種形式：一種是舊的活化。東倫敦或者柏林，還有舊金山的某些區域就是好例子，商業周刊跟數位時代都有做過很好的報導，就是一個城市從舊變成新的典範。這些城市有些區域已經陳舊而且出了嚴重的問題，但因為政策跟機遇，還有領導型的創新公司進駐，改善了社區。

第二種模式是自身定位。有的城市雖然未必先天條件很好，但經過自身定位，也有了創新的特色。像是奧地利的林茲是電子藝術城市，或者荷蘭的鹿特丹是有很多前衛建築之類的定位創新。我個人的經驗是數協的計畫胖卡得到了奧地利林茲的電子藝術獎，所以我去領獎親身體會到工業城怎麼轉型成文化城市。林茲從 1979 年就開始舉辦電子藝術節，城市在電子藝術節期間就很像是一個超大型的藝術大學，也因為年年舉辦電子藝術節，很成功的完成城市定位。然而我想，台灣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很可能就是一拍腦袋，長官們安排預算，然後又過幾年又有個新的首長有新的想法，所以台北市到底是一個花卉產業的城市，還是一個運動城市，誰也說不上來。但錢畢竟是花了。

第三種模式是機遇式的，類似現在的深圳或過去的新竹，城市本身就有很多有趣處於年輕階段的創新公司正在發展，讓城市自然就有這個創新的定位。這些城市可能灰濛濛也不算有趣，個別的公司做的東西也談不上創新，但發展跟迭代很快速，速度本身就創造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發生。

然後回到我們自身。雖然要市長選舉了，但很少人在講台北市的市政該怎麼辦。但這也不全是政治人物的錯，是選民的投票行為證明選民在意的是別的事情，讓他們覺得其實講這個也沒什麼意思，到時候敷衍大家一下就可以了。

我想如果選民關心一點我們的城市該怎樣有更多創新的樣子，事情就會往更好的更創新的方走才是。很多人希望我們住的是適合退休的小確幸之都，但我自己還是希望能住在適合創業的創新城市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