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經費越高的國家經濟成長率也會提高,真的嗎?-《老科技的全球史》
編按:談到科技史,你只想到重要的發明與創新?但從歷史上看來,致力研發與使用新武器科技的國家,不見得會贏得戰爭;一個國家投入科技研發的經費多少,與其經濟成長率不見得有正相關;擁有昂貴精密的高科技武器系統,不見得能戰勝科技水準落後的敵人。讓《老科技的全球史》告訴你究竟是怎麼回事?本文摘自此書第五章「國族」,有些人認為國家的快速成長來自於快速的國家創新,但蘇聯和日本在二十世紀研發支出都很高,經濟成長卻不盡理想,為什麼?
國家經濟與科技的表現取決於國家發明與創新的速度,這樣的假設隱含一種極端而廣泛的科技國族主義。這種論點出現在 1950 年代晚期的美國,為了鼓吹由國家來支持研究而提出了標準的市場失靈論(market failure argument)。其論點如下:由於外人和出資者同樣可以享受研究的成果,因此社會中的個人不會願意提供充裕的研究經費。這是著名的「搭便車」問題。
市場失靈了,因此政府應該介入提供研究經費,研究的成果則會讓所有人受益。當然早在這套論點提出前,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就已經在資助研究了,而且因為許多其他的理由也會繼續資助研究。然而,只有當每個國家都處在孤立於其他國家的封閉系統,這樣的論點才能成立。因為搭便車的問題同樣會出現在政府之間──為何印度政府要出錢資助巴基斯坦人或美國人也能利用的研究呢?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美國在 1950 年代主導了全世界的研發,因此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這種內生論的科技國族主義,亦可見諸另一個支持國家資助研究(與發展)的論點。此一論點主張,如果想要趕上富裕國家,國家就要有更多的發明與創新;如果不能做到這點,該國就會淪落到最貧窮國家的水準。分析者如果質疑國家研發,甚至會遭到指控為毫不在乎國家將淪落到保加利亞或巴拉圭那般田地。這樣的論證經常宣稱,發明和創新在其他國家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然後開始提到英國、印度或泰國的研發經費要比美國與日本少很多。因此西班牙人抱怨,西班牙的發明占所有發明的比例,遠低於西班牙人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甚至比西班牙生產占全球生產的比重還低。然而在這樣說的時候,西班牙比較的對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而不是整個世界。
這種以創新為中心的科技國族主義認知是科技國族史的核心。歷史學者和其他人都認定,德國和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快速成長來自於快速的國家創新。他們也論稱英國的「沒落」(也就是經濟成長遲緩)必然和低度創新有關,事實上此一「沒落」本身就被當成是無能創新的證據。以最近一本談創新與經濟表現的書為例,它的章節編排方式很典型地以國家為基礎,對於研發支出規模僅次於美國的日本,其近來經濟表現與其龐大的研發支出不成正比則表示驚訝。 1990 年代大為盛行這種粗糙的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宣稱研發投資帶來全球與國家的經濟成長。
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和研究與創新的投資並無正相關?
此種研發中心論的觀點很有影響力,尤其是國族主義的版本,以致於所有的反證都遭到忽略。在 1960 年代就已經知道,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和國家在發明、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投資並無正相關。有很多創新的國家並沒有成長得很快。就以義大利和英國為例子,這兩個國家在 1900 年的時候很不一樣,但到了 2000 年則沒有那麼大的差別。義大利的人均產出(output per head)在 1980 年代超過了英國,義大利人稱這個震撼為「超越」(il sorpasso)。
一般認為這兩個國家的民族性極端不同,但現在其國民平均所得卻達到相同的水準,這點在兩國都引起了注目。義大利的研發支出要比英國少很多,結果卻變得比英國還要富裕,這在科技國族主義的世界裡是不可思議的。義大利的科學家、工程師與研究政策專家,長期以來都在抱怨義大利不是個偉大的創新中心,諾貝爾獎得主很少(其中一位是因為研究塑膠聚丙烯的聚合作用而得獎),而以富裕國家的標準來看,其研發經費相當低。英國的科技政治是如此的奇特,甚至宣稱義大利的研發經費其實比英國還多,以便掩飾這個難以解釋的現象。但卻沒有人願意承認,義大利只花這麼少的研發經費就變得和英國一樣富裕,是令人讚嘆的成功。
必須強調這不是個獨特的例子。就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的經濟成長率而言,西班牙是歐洲經濟體當中最成功的國家之一。然而西班牙花在研發的經費還不到 GDP 的 1%,工業與科技的歷史紀錄還不如義大利:西班牙是一個「沒有創新還能進步的科技系統」(Sistema tecnol ógico que progresa sin innovar)。 世界史上最快速驚人的經濟成長出現在一些亞洲國家,像是馬來西亞、臺灣、韓國,以及最近因其規模而最為重要的中國。當中國發生大轉變並將其製造業產品行銷到全世界時,相較之下遠為創新的日本經濟卻陷入停滯。
此外,近幾十年來富裕國家的研發經費增加了,經濟成長率卻低於長榮景時期。還可以再舉出此種弔詭現象進一步的例子:蘇聯和日本這兩個國家在二十世紀都成長非常快,其研發支出也都很高,而且不斷成長。蘇聯的例子特別令人震驚,其 1960 年代晚期的研發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 2.9%,和美國相當;其研發經費在 1970 年代早期比美國還高。就總體數量而言,蘇聯從事研發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在 1960 年代末超過了美國;這使得蘇聯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研發人力。 然而一般認為,蘇聯對現代產業一點新貢獻都沒有,雖然這種看法可能有點不公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表現比蘇聯好,可是一般也認為其創新紀錄和巨大的研發支出不成比例,雖然這種看法可能也有點不公平。
我們要怎麼解釋這樣的現象?有通則嗎?首先,大致的法則是富裕國家研發經費占其產出的比例,要比貧窮國家來得高。這點有其例外:例如義大利變得富裕,但其研發支出卻很低;蘇聯非常貧窮,研發支出卻要比富裕國家來得高。其次,這樣的關係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富裕國家在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財富增加的速度變慢了,而研發支出占國家收入的比例則保持停滯,有些國家甚至下降。第二個直覺的法則是,富裕國家不是快速成長的國家,當然這個法則也有重要的例外。經濟成長緩慢的國家已經相當富裕;二十世紀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是貧窮的國家,通常花在創新上的經費很低。把這兩個法則一起考量,我們的結論是,富裕、經濟成長緩慢的國家要比經濟快速成長的窮國支出更多的研發經費。
誰發明了科技不一定會最早使用該科技
為何科技國族主義關於創新與經濟成長的假設無法成立呢?創新與使用之間的連結絕非直接了當,因此創新與經濟表現的關係也是如此。然而,科技國族主義預設一個國家所使用的東西,是來自於自己的發明與創新;或至少具有創新能力的國家,在其創新的那項科技會率先取得領先地位。然而,科技發明的地點並不必然會是早期使用的主要地點。以汽車為例,內燃動力引擎是在德國發明;但是汽車產業出現的前二十年,德國並不是主要的汽車生產者。在 1914 年之前美國是汽車的主要生產者,而接著數十年間德國汽車使用的普及率低於其他的富裕國家。動力飛機是美國萊特兄弟在 1903 年發明,但是到了 1914 年英國、法國與德國都擁有更大的機隊。接下來我們會談到,攝影和電視也是這樣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國家對科技的使用很少依賴國內的創新。大多數科技是跨國共享的;一個國家從國外取得的新科技遠多於自己所發明的科技。義大利並沒有重新發明其所使用的科技,英國也是如此。就像世界上每個國家一樣,這兩個國家都共享全球的科技來源。只要看看你周遭的東西,問問它們源自何處,就可清楚看出這一點;全球任何地方所使用的科技,只有很小的比例是在地發明的。
要說整個蘇聯歷史中所使用的七十五種主要科技,只有五種是蘇聯自己發明、十種是蘇聯和其他國家共同發明,這種抱怨並不公平。必須說明比較的指標,並且認識到大多數國家所使用的科技當中,本國發明的科技所占比例很可能大致相當,即便最富裕且最有創造力的國家也是如此。
即使一開始在該科技領域沒有領先,也能後來居上
科技分享的概念很重要,然而,它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重要性卻遭到忽略,這是因為我們是用科技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這樣的概念來思考科技跨國的移動──科技從領先國轉移到其他國家。科技轉移這個術語首先是用來描述現代科技如何出口到貧窮國家,但這種轉移的重要性遠低於富裕國家之間的科技移動。在二十世紀法國和英國雙向的科技移動,要比英國跟印度之間的科技移動來得重要多了。這並不是要否認科技跨疆界移轉的重要性。
事實上,二十世紀全球經濟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某些國家技術水準的趨同。就各種經濟指標而言,世界上的富裕國家要比在 1900 年時來得更為接近。這些國家借取彼此的科技,或許都從同一個水準最高的特定科技領導者借取科技。義大利、西班牙、日本和蘇聯以及現在的中國,都曾大規模仿製外國科技,這是其經濟快速成長的關鍵之一。
富裕國家趨同的故事當中,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美國的生產力在十九世紀不只趕上了歐洲,甚至超越了歐洲。美國在整個二十世紀保持領先,甚至其二十世紀中期的生產力是歐洲工業巨人的兩倍。美國的領先地位並不是來自「純粹科學,或甚至工業研究」的主導地位;1900 年美國在這兩個領域都不是領導者。有些歷史學家宣稱美國的獨特性在於其生產科技(production technology)特別地突飛猛進──這類事物帶來了大量生產。可是支持美國在此一發明領域重要性的證據,並不足以支持用國族主義觀點分析美國科技的說法那般地有力。
事實上,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期,有著驚人數量的科技竅門(know-how)由歐洲跨越大西洋流入美國。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不論就任何標準而言,美國明顯是工業研究與創新的領導者,主導了全球的生產與全球的創新。就此而言美國全然是非典型的,也是我們所預期的那種科技來自於國家內部創新的例子。或許只有在二次大戰後的美國這個特殊例子,能見識到在地創新的產物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許多研究顯示,美國的創新促進了美國經濟的成長──但相信這點可以適用到其他的國家卻是錯誤的,而相信美國經濟成長率特別高也是個錯誤。
那麼我們可以下的結論或許是:全球性的創新或許是全球經濟成長的決定因素,但這點並不適用於特定的民族國家。既然國內的創新並不是國家技術的主要來源,那麼國內的創新和國家經濟成長率之間沒有正相關也就不足為奇了。富裕國家彼此之間以及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全球科技分享是常態。那麼我們是否該拋棄科技國族主義而採取全球性的科技思考呢?
本文出自左岸文化出版《老科技的全球史》
- 書名:《老科技的全球史》
- 出版社:左岸文化
- 作者:大衛・艾傑頓
留言討論